《出差遇到渣男前任》，是谁发明了爱情？，-（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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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5.5.19总第118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爱情的概念到底从何而来？
又经历了哪些变化？
从5月10日起，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正赶上“520”和“521”这两个因为谐音而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多地结婚登记预约爆满，因为太多人抢号，不少人笑称“这个火爆程度，简直堪比演唱会抢票”。而今年2月，民政部公布了2024年的结婚人数，创下了45年(1978)以来的最低纪录。
数字与现实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当代社会的情感光谱。当我们在社交平台熟练地使用“牡丹”(母胎单身)自嘲，用“舔狗”“恋爱脑”“过情关”“认真了你就输了”“智者不入爱河”这样的网络新语文重新定义爱，被各种攻略、指导、方案影响，习惯在量化中选择“对”的人，其实我们无法否认，在内心深处仍然渴望遇见爱，表达爱，依然固执地为某个特定日期赋予神圣的意义，以此期望邂逅古典浪漫主义里“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古老誓言。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早在几百年前，元好问就对爱情做了最贴切的描述，后来英国人莎士比亚用《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他的话做了超越时空的注解。从古至今，爱情一直不停展现着它的双重面相，既能让特洛伊燃起十年战火，也能让勃朗宁夫人在病榻上写出诗行，有“解怨释结，更莫相憎”的豁达，自然也滋长“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执念。这种超越理性的力量，让爱情成为文明史上最为迷人的悖论。
如今，当这个悖论被现代工业中的绩效主义修改，被原子化社会中自我的无限推崇冲淡，性文化的“去羞耻”尚未完成，爱的羞耻又来了。似乎所有人都在说，爱情是一件亏本的事，也是一件危险的事，如果要爱，不如爱自己。就连当代情感社会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法国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也在哀叹，消费主义、互联网约会文化、消极选择的自由等现代社会产物的几重夹击，带来“爱的终结”。这提醒人们爱情的本质困境：它既是生物本能，又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得到与失去，悲剧与甜美，从来都是它的一体两面。
其实，爱情的概念在人类生活中出现，不过就是最近这三四百年的事情，它由人类发明，出现之后便成为永恒的话题，而它的诞生之于整个文明历史来说，发生得如此之晚。爱情的概念到底从何而来？又经历了哪些变化？
“爱者总是比被爱者，
更加接近诸神”
爱情无疑是文明发展的产物。刚从动物界脱胎出来的原始人，在相当大程度上被动物的原始本能支配行为。完全被自然束缚，人类在这个时期当然不会有爱情，两性之间更多的是出自本能的动物式依恋，是“群”的天然纽带，而不是“个人”的关系。此时的两性关系也只有自然属性，尚不具备社会属性。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爱情定义的人是柏拉图。这位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在其著作《会饮篇》中，通过记载哲学家苏格拉底、斐德罗、鲍桑尼亚等人围坐一堂的对话，探讨了爱情的本质和目的。书中有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在爱情的激励下，爱者总是比被爱者更加接近诸神。”他的论述被认为是“爱情”这一概念现存的最早文献之一，“柏拉图式的爱情观”强调精神上的契合和纯粹的情感交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经过现代学者的研究，发现古希腊文化中，女性虽然是人，但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而柏拉图所说的爱情只存在于完整的人之间，因此后人对他学说的理解，失之偏颇。
其实，男女关系的演变是人类意识演变的一部分，是平等和个人意识形态在爱情领域的蔓延。爱情作为私人领域，也受到政治、经济等公共领域意识形态改变的影响。当个人从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自主的个体，现代意义上的爱情才有其可能，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浪漫爱(Romantic love)。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浪漫之爱承诺在相互吸引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关系，这要在18世纪后才有条件真正形成，但它的雏形却在中世纪就已经产生，也正是因为爱的雏形，使中世纪的骑士们成为传奇。
12—13世纪活跃于欧洲的吟游诗人们曾屡屡传颂骑士与贵族女性之间的自由恋爱，例如12世纪流传的爱情故事《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讲述了亚瑟王的骑士特里斯坦与身份悬殊的公主伊索尔德相遇相知相爱，最后生死与共的故事。那时的骑士，是勇敢与忠诚的化身，他们热衷于为爱情服役，为了证明自己的爱，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因此诞生了一大批骑士文学。今天，骑士打败恶龙拯救公主的经典童话蓝本，就是来源于中世纪骑士文学；西方文化中“白马王子”的原型，主要源自亚瑟王传说中的圆桌骑士高文；在现代社会仍被推崇的“绅士风度”，也正是“骑士精神”经历上百年后的嬗变。
英籍华裔历史学者潘翎在《真爱遗事》一书中写到，骑士之爱的特别之处在于演化出一种理想，即男人对女人的精神之爱。在此之前，尽管一些古代诗人也在诗句中表达过爱，但他们对于自己的情人更多是性渴望。骑士们尽管表现出与这种渴望相同的外在特征——叹息、颤抖，变得苍白、消瘦和失眠，却在去除了性占有的前提下崇拜他的心上人。
历史的真正分野出现在中世纪之后，人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伴随人权概念的提出、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浪漫爱情作为文化理想而兴起，包办婚姻的统治性地位遭遇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18世纪后期开始的浪漫主义运动，对浪漫爱情的追求达到了极致。
当时，浪漫爱情的主要提倡者是诗人雪莱。“阳光紧紧地拥抱大地，月光在吻着海波：但这些接吻又有何益，要是你不肯吻我？”《爱的哲学》是他的经典爱情诗歌，当20世纪来临，一生追求自由的雪莱成为不少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在《婚姻与道德》中借着评价雪莱的诗歌谈到浪漫爱在18世纪末达到极致的原因：雪莱的理论建立在一种缺乏稳定性的平衡状态上，习惯势力的阻碍仍然存在，但并非绝对不能超越。如果这些障碍很顽固，或者如果它们不存在，浪漫爱情就无法繁盛起来。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当时间走到19世纪，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们，把自由和婚姻编织在了一起，婚姻不再是爱的阻碍，而是成为浪漫爱情的结果。《费加罗的婚礼》 《玩偶之家》《傲慢与偏见》《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 《包法利夫人》……一批戏剧、文学作品将爱情从传统宗教伦理与功利婚姻中剥离，赋予其个体性与自然性。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第一次为爱情做了明确注解：“始于两性吸引，得到精神升华，期望缔结排他性的稳定关系，人类特有的高级情感。”说清了爱情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二者缺一不可。
在中国，浪漫爱甚至成为现代启蒙的重要环节。《茶花女》《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西方小说的传入带来了自由恋爱的文化资源，帮助20世纪初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摆脱儒家传统的束缚，爱情成为知识分子掀起“观念革命”的核心内容之一——以争取婚姻自由的方式构想一种全新的个体身份，即拥有自由、平等、权利的现代社会公民。那些刊登在《新青年》上的离婚声明、镌刻在公园石碑上的自由婚约，无不印证着私人情感如何被赋予沉重的历史使命。
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和比较文学系教授李海燕在《心灵革命》一书中曾说，浪漫爱在五四话语中成为一个年青一代与礼教家庭和父权意识形态决裂的象征：“公然忤逆家长的意愿而为自己选择的配偶进行斗争，成为五四一代成员安排其道德剧上演的专属场地。”
潘翎认为，中国人对于爱、性与婚姻的看法，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有了关键性进展。在那之前的绵长历史中，中国人不说“爱”，而是使用更为含蓄的“情”，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缺乏自然的情感，也许只是这种情感“被否认或蔑视了，或者认为其他事情更重要，或者情感就在那儿，只是羞于表达”。毕竟在《诗经》中，就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样的句子。汉代后的古典诗词，更是缔造了一批中国式浪漫：“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中“宝黛”的爱情，更是超越了以往的所有爱情主题作品，他们的相爱并不建立在一见钟情的基础上，而是这一对“叛逆者”在长期相处中因为志趣相投、思想一致而生发出的爱恋，已经体现出恩格斯所说的“现代性”。
20世纪，随着电影的问世和发展，好莱坞成为制造浪漫爱情的梦工厂。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魂断蓝桥》《乱世佳人》《卡萨布兰卡》《罗马假日》开始，到巅峰时期的《人鬼情未了》 《麻雀变凤凰》《诺丁山》《泰坦尼克号》……好莱坞用完美的男女主角、浪漫的音乐、场景和情感表达方式，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爱情故事。
这些电影向观众展现了完美的爱情观，即只要你遇到了对的人，就一定会有一个热烈的恋爱和幸福的结局。这种观念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文化中，不仅娱乐了观众，更影响了人们对浪漫爱情的理解和期待。尤其进入当代后，当女性思潮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而觉醒，好莱坞的“小妞电影”——这一爱情电影的亚类型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营销载体。以女性角色为故事中心，聚焦于女性爱情和个人成长主题的“小妞电影”，吸引了全球众多制片商的效仿，也更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各地女性意识的兴起。
在华语世界，爱情的造梦者是琼瑶。在横跨半个世纪的写作中，她几乎构筑起一座爱情乌托邦。有各种年纪的爱情，少女江雁容、青年何书桓与陆依萍、中年何慕天和李梦竹；有各种阶层的爱情，军阀、企业家、穷画家、学生、白领……时代从清朝的《还珠格格》《梅花烙》，一路经过《烟雨濛濛》《庭院深深》中的民国，到达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中国台湾的《一帘幽梦》。不同阶层、年龄，不同时空维度的爱情图景都汇聚在她笔下。
琼瑶故事里的人物从来爱得炽烈且剑拔弩张，这种张扬的浪漫主义美学暗合了特定时代的集体心理诉求，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掀起了一股琼瑶热。那时的人们向往自由的浪漫，相信缠绵悱恻的爱情，更渴望从“我们”过渡到“我”，想要从“固态”变为“流动”，而这些都是可以从琼瑶那里获得的阅读快感。
中国电影工业虽然起步晚于好莱坞，但爱情电影同样伴随着时代变迁展现出鲜明的发展轨迹和文化特色。20世纪90年代，《重庆森林》《春光乍泄》《花样年华》《甜蜜蜜》《星愿》等片中，爱情与移民、时代变革、城市疏离感相互交织，“爱而不得”成为时代情绪的缩影。21世纪，《失恋33天》《心花路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又体现出当代爱情的焦虑。它们不断与国际电影潮流接轨，也开始反思“完美爱情”的叙事模式，尝试从更现实的角度描绘人际关系，例如《七月与安生》《春潮》《爱情神话》《好东西》，都不再以“遇见对的人”为终极目标，而是更关注个体自我、情感差异和多样化的结局。
这些华语电影，不但让我们可以观照自身，更是留下了一批成为中国观众共同情感记忆的歌曲：“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
“爱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建构”
“浪漫之爱的目标是发现独特的自我。”1992年，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出版《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一书时写下这样的话，在他看来，浪漫爱之所以能够在18世纪晚期挣脱旧体制的桎梏，就是因为“与浪漫爱相联系的复杂理念第一次把爱与自由联系起来，二者都被视作是标准的令人渴求的状态”。“浪漫爱直接把自身纳入自由与自我实现的新型纽带之中。”
进入21世纪，当东、西方社会都实现了从“生存价值”到“自我表达价值”的转变，流行文化中个人英雄主义、自我实现和探索、自我创造前所未有地丰茂时，爱情的样子又悄悄变化，它反而成了桎梏本身。
“对被爱的期待是最后的幻觉，放下它，你就自由了。”这是加拿大作家、诗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诗句，2024年中国台湾作家平路在一次访谈中复述之后，火遍互联网。平路本是讲述自己如何放下母亲不爱自己而带来的痛苦，但多数听到这句话的人，却直接把它运用到亲密关系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爱变成了一种羞耻。
人们害怕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报，担心因为爱得更多而变得卑微。男性群体中，这种羞耻感被称为“舔狗”，而在女生群体中则被称为“恋爱脑”。于是爱情越来越难以自然发生，因为双方都在担心成为那个“付出更多的人”。结局被无限放大，因为只有结局那一刻的救赎，才能让付出得到应有的“名分”，而过程中的那些美好，只要没有走到结局就会被视为“无用的东西”。
于是，在开启一段亲密关系前，每个人都热衷于深思熟虑和精密计算，不是选择“爱”，而是选择“对”。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各流派的情感专家层出不穷，一部分人流转于各类轻浅关系，还有一部分沉浸于学习各类亲密关系理论，美国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罗兰·米勒在1997年撰写的畅销书《亲密关系》至今已经修订、更新了八版。
美国知名羞耻感心理学家布琳·布朗用6年时间进行大量访谈，研究亲密关系中的羞耻感，她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恐惧那个“有缺陷的自我”被发现，而进入一段关系，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让自己被真切地看到。
这种对于爱的焦虑，并非个人的、私密的体验，而是一种集体性的困扰。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提出的“液态现代性”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从形状明确的“固态”转变为流动的“液态”，人们的生活和关系也变得更加流动和不稳定。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们感到难以建立和维系稳定的亲密关系，从而产生爱的焦虑。
流动性、不确定性是现代私人生活的巨大变革，而这种变革，也在情爱之中频频显身。其中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伊娃·易洛思所说的消极的社交性，即以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名义，拒绝、回避或退出我们面对的承诺、羁绊和关系。她认为互联网时代超联通的现代性就是以短暂且基本不触及自我的准关系(quasi-proxy)或消极纽带的形成作为标志。不过，尽管伊娃·易洛思将2019年出版的著作取名为《爱的终结》，但她还是在书中对于人们“爱的困境”指明了出路——重新审视此前被推崇有加的性自由，它是否真的能为两性带来实质解放；重新审视自己对爱情的态度和价值观；真正地理解和体验爱的真谛，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约会跟逛街没什么两样，他们只不过是在一个全球市场上当吹毛求疵的消费者，挑挑拣拣着廉价的商品：可能的浪漫关系或性关系。这是对我们的终极商品化”。
直视关系中的裂痕、阻碍和不确定，也许才是通往真正的“情感自由”的必经之路。因为无论人多么害怕恋爱，甚至不那么愿意进入婚姻，对爱的渴望仍在每个人心中滋长。无论爱、性、欲念的边界如何移动不定，那些纯粹的、干净的凝视和守望，始终是爱的核心本质。就像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里写到的：“爱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建构。”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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