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叼色，从“黑金”到“绿能” 中国资源型城市重塑发展路径，-上海林育尧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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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永胜镇:
吕梁5月28日电(记者 左宇坤 李雨昕)当驾车穿行在山西的高速公路上，很难不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阳光下，光伏面板如海浪般起伏延展；山丘之上，成排风机在风中缓缓旋转。很难想象，这里是中国最重要的煤炭产地之一。
在“双碳”目标驱动下，能源领域的绿色转型加速推进，中国一批资源型城市正在向绿前行。以山西吕梁为代表的能源城市，正在进行一场从“黑金”向“绿能”的深层变革。这不仅关乎地方发展路径的更新，也为全球资源城市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全新样本。
图为鑫岩煤矿(无人机照片)。杨昊泽 摄
从“乌金”到“绿金”：传统认知的重塑
煤炭是工业文明的基石。即使在清洁能源快速发展的当下，国际能源署(IEA)预测2024年全球煤炭消费仍将达87.7亿吨，连续三年创历史新高。对于广大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如何兼顾能源安全与低碳发展，仍是一道现实难题。
一些西方国家在加快部署可再生能源并减少对煤炭的依赖上，已作出有益尝试。以德国为例，作为欧洲最大的煤炭消费国之一，德国政府规划到2038年完全淘汰煤炭，并出台多项激励政策推动风电、光伏替代。尽管在“退核”与能源危机背景下，燃煤发电阶段性反弹，但2023年，风能已首次超过煤炭，成为德国最大的电力来源。这一转变表明，清洁能源的结构性替代虽非一蹴而就，但路径已然可见。
转回国内，山西作为中国传统能源大省，也正在经历煤炭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这个曾因“点亮全国一半的灯”而名声在外的省份，认识到转型发展不是推倒重来，而是一个整合、提升、深化、创新的过程。山西的优势在煤，潜力和希望也在煤。
作为全国最大的优质主焦煤基地、焦化产业基地，吕梁正探索改变“一煤独大”局面。除关停焦炉外，借助煤炭拓宽新的产业链条，让焦煤化身为更多种类的化工产品，让焦炉尾气提纯的氢气推动氢能产业链落地，能源转型已从认知层面向现实路径过渡。
“吕梁是煤炭的重要产区，但来到这里，如不特意提醒，无论是从空气质量还是市容市貌上看，大概不会想到这是一个煤炭城市。”清华大学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何继江表示，这是吕梁能源转型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一个标志。
从“煤海”到“云海”：数字驱动的新路径
能源数字化是全球趋势。能否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将是未来能源产业性能和效率提升的关键变量。
走进吕梁东义的鑫岩煤矿调度中心，一张巨大的电子屏实时显示着井下的采煤场景，工人轻点控制按钮，井下输送机、转载机、破碎机、采煤机等设备依次启动。得益于5G赋能，井下的安全生产状况和设备的运行状态一览无遗。
鑫岩煤矿智能办主任周浩介绍，从地面的5G数据中心机房到井下的主干节点有光缆连接，通过井下55台基站、地面4台宏站实现作业区域5G信号全覆盖，矿用手机到井下，不换卡就可实现5G通讯网络通话、视频无卡顿。
数字化正引领“煤海”向“云海”蜕变。当前，鑫岩煤矿还在不断探索适用于煤矿的5G应用场景，已经完成与智能综采、智能快速掘进、巡检机器人、轨道电机厂无人驾驶等11个智能化子系统对接。
在煤炭开采过程中，伴生的大量煤矸石已成为制约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难题。数据显示，中国煤矸石年排放量高达8亿吨，但综合利用率甚微，煤矸石的高效治理与资源化利用迫在眉睫。
鑫岩煤矿的采选充一体化项目，设计年充填矸石能力达100万吨，从“矸石不出井”到“出井也是宝”，煤矸石等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已经成为高附加值的新产业，为“绿色闭环”提供了典型样本。
数字技术、清洁技术和材料技术的融合，正重塑煤炭产业形态。打破了“傻大黑粗”的刻板印象，为安全生产、资源循环、高效调度提供全新支撑。
氢能重卡。 李太源 摄
从焦化到氢能：构建绿色新引擎
在吕梁孝义，一辆辆氢能重卡整装待发，驶向目的地天津港。这些重卡每行驶700公里可减少碳排放84公斤，成为运输领域的“低碳样板”。
1.6亿吨煤炭储量、3800万吨焦化产能、35亿立方米非常规天然气产能，为吕梁大规模制氢提供重要支撑。
落户在吕梁经开区的企业已经实现膜电极催化剂自主研发。吕梁澜起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正源介绍，2025年公司将交付数百辆氢能重卡，加强上下游企业合作，助力吕梁成为重要的氢能产业基地。
在“煤-焦-化-电-氢”的全产业链生态建设下，吕梁下一步将加速建设千亿级的氢都，力争到2030年制氢能力突破50万吨，产业链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
“吕梁的能源转型创新，具有需求驱动、场景驱动的综合性特点，充分结合了本地特色。”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数字化转型研究室主任高峰表示，未来吕梁可以结合现有优势，持续探索产业链延伸，聚集能多能源企业。
从资源依赖到多元突围：多地探索转型实践
吕梁的绿色转型并非孤例。在中国多个传统资源型城市，类似的变化正在同步展现：内蒙古鄂尔多斯聚焦“风光氢储”一体化模式，建设世界级氢能产业高地；陕西榆林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形成煤—甲醇—烯烃等多条产业链；黑龙江鹤岗、七台河等地则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康养文旅，探索从资源依赖型经济向多元化发展的转型路径。
这些路径各有侧重，但共同指向更高效、更可持续、更具抗风险能力的能源和产业体系。在山西，不少企业还将绿色技术经验“出海”印尼、泰国、津巴布韦等国家，为发展中国家伙伴在全球能源结构调整中提供“中国方案”。
站在煤堆上重构未来，曾经“靠资源吃饭”的中国城市，正逐步走向绿色、数字、可持续的发展轨道。绿色转型不是对煤炭的简单否定，而是通过认知、制度和技术的迭代，让传统能源以新的形态继续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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