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小蜜桃4，贵妃荔枝来自何方？岭南！，-(2025已更新(今日/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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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班戈县马前乡:
齐文娥 周松芳
广东是荔枝的原产地，汉代才开始向外传播，如三国吴康泰《扶南记》说：“荔枝始传于汉世，初惟出岭南，后出蜀中。”东传福建就更晚，虽然北宋福建蔡襄的《荔枝谱》说：“荔枝之于天下，唯闽粤南粤巴蜀有之。”不过含糊其辞蹭老大。“汉初，南粤王尉佗以之备方物，于是始通中国。”岭南荔枝最初显然是以干果进贡：“尉佗尝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葛洪《西京杂记》)但即便是干果，也足以倾动人主：“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宫。扶荔者，以荔枝得名也。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然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诛死者数十，遂不复茂矣。”(《三辅黄图》)至于说“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也即说进贡鲜荔，系孤证，难成立。
壹
真正进贡鲜荔，是在东汉和帝刘肇永元年间(89-105)。当时经过“明章之治”，国力臻于极盛，史称“永元之隆”，或许因此而有鲜荔之贡：“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汉和帝毕竟是明君，所以：“时临武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由是遂省焉。”(范晔《后汉书·和帝纪》)后面还引了三国吴谢承《后汉书》对唐羌及其所上书的介绍：“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补临武长。县接交州，旧献龙眼荔支，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道经临武，羌乃上书谏曰：‘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故天子食太牢为尊，不以果实为珍。伏见交址七郡献生龙眼等，鸟惊风发。南州土地，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帝从之。章报，羌即弃官还家，不应征召。著《唐子》三十余篇。”谢承的“交州”表述比范晔的“旧南海”要准确，后者会使人误以为从今广州地区进贡，虽然旧南海范围甚广，然中心乃在今广州地区。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贡地应该在属今粤西地区的郡县。汉代合浦、徐闻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贡道也就偏在岭南西部，道路交通条件成熟很多。秦设三郡两郡在西，汉从先设九郡到后裁为七郡，东部始终只有一郡，也很可说明当时西部更为发达，交通也更为便捷。
贡荔虽不可平民得尝，但令名可以轰传于外，汉代大学者王逸称荔枝“卓绝类而无俦，超众果而独贵”当非虚誉。荔枝停贡，则声誉渐歇，故唐代名相张九龄作《荔枝赋并序》，虽然说荔枝是“百果之中，无一可比”，且逢人便说，但“诸公莫之知，固未之信”，平头百姓就更是难所闻了。张九龄是唐玄宗的名相，或许说多了传于杨贵妃之耳，加之同出岭南高州的大宦官高力士的“助力”，便想尝鲜岭南荔枝吧，如此宠她的唐玄宗岂有不从之理？遂藉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使荔枝进贡故事代代喧传，至于今日。
贰
但是，热烈而平静的贡荔故事，因为苏东坡在《荔支叹》中一句“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而致唐代贡荔的粤蜀之争千年不息。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当年苏轼忽发此言，将杨贵妃吃的荔枝溯源至涪陵，当属身为蜀人，且与杨贵妃同乡，爱乡情切的乡曲之愿，因为他没有提出任何依据，在他之前也没有任何人提出蜀地之说。宋代学者吴曾便在《能改斋漫录》中批驳：“东坡诗乃以‘永元荔枝来交州’为据，实属牵强附会。”
与杨贵妃差不多同时代的湖北襄阳人鲍防，天宝十二年进士，历任御史大夫、福建江西观察使、左散骑常侍、礼部侍郎，封东海郡公，追赠太子少保，他在《杂感》一诗中即咏及贡荔一事，就明确说是贡自岭南的西部，即同于东汉和帝永元时的交州之地：“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雁飞不到桂阳岭，马走皆从林邑山。”
公元766年，也即杨贵妃死后10年、玄宗死后4年，杜甫作《解闷十二首》，其九曰：“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炎方”当指岭南；从来没有用炎方指代蜀地的。清仇兆鳌注引《唐史遗事》也这样说：“乾元初，明皇幸蜀而回，岭南进荔枝。上感念杨妃，不觉悲恸。”又引朱(鹤龄)注说：“献自南海，故曰炎方。”特别是“每续”二字，表明正是接续此前的岭南贡荔。更重要的是，两诗均作于四川，如果贡由巴蜀，杜甫焉有不知之理，何必舍近求远，冒蜀人之不韪？
有意思的是，仇兆鳌又在《解闷十二首》之十(“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京中旧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中明确说相传的荔枝由涪州进贡是错的：“(明王嗣奭)《杜臆》：‘涪州有荔枝园，相传谓充贡于贵妃者。’涪去京师尤远，今读公诗，知出泸戎者是。传称置驿传送数千里色味未变，此盖驳其无是理也。”驳倒涪州之说很重要，因为自苏轼之后，主蜀贡者都说是贡自涪州，而在泸戎亲手摘尝过荔枝的杜甫，都可推证即使蜀地要贡，也应贡自泸戎。但仇鳌显然自相矛盾地误读了杜甫，因为上一首他才注明贡自岭南，而且杜甫也一再明说是贡自岭南，如在《病橘》中说：“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
虽然在杜甫这里已经充分解决了荔枝的贡地问题，但兹事体大，且内蕴丰富，也还是有必要继续作些引证。中唐元稹的《浙东论罢进海味状》说：“臣伏见元和十四年，先皇帝特诏荆南令贡荔枝。陛下即位后，以其远物劳人，只令一度进送，充献景灵，自此停进。”说明在安史之乱后国家政局不靖、国力远逊的情况下，还在维持鲜荔进贡。杨宝霖认为“荆南”当为“岭南”刻误，并指出：“检《新唐书·地理志》土贡有荔枝的，仅广州南海郡(见《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七《岭南道》)”。(杨宝霖《唐代岭南贡荔小考》)其实《旧唐书·地理志》也说：“岭南道广州南海郡土贡荔支。”连《新唐书·杨贵妃传》都说，由于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溺爱，致“四方争为怪珍入贡，动骇耳目。于是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最，进九章银青阶，擢翼户部侍郎，天下风靡。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主持贡事的还是张九龄的亲弟弟张九章，真可谓兄弟同心协力了。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说：“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清人岑建功甚韪其言。可见史家的基本认知，历千年而未变。关键是《新唐书》的主要修撰者之欧阳修还是苏轼的老师，也反衬苏轼突兀地冒出一句“天宝岁贡取之涪”大违师说，实在是乡愿之愿，不足为训，后世主蜀贡之说，多承苏轼而来，更不足为训。
再者，杨贵妃的父亲杨玄琰，曾担任过蜀州司户，她从小在成都长大，应该早已尝过荔枝。但蜀荔向来并不以品质之佳著称，苏轼为蜀人，此前也不着一字，而且他还在诗中写到杨贵妃的蜀地遗迹。只是到了岭南，他才大开吟咏。绍圣元年(1094年)，五十九岁的苏轼再遭贬谪，踏上了“南来万里”的惠州之路。次年四月十一日，惠州太守詹范邀其初尝鲜荔，他写下《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以“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来形容荔枝的绝美风姿。
之后，更将其滋味比作江瑶柱与河豚，称“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并发出“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的惊叹。而在《食荔枝二首》中写下的“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至今都被认为是荔枝特别是岭南荔枝的最佳代言，广东人也为此深爱东坡千余年，或者会直到永远。问题是，如果蜀地荔枝那么好，你为什么不早说？又为什么不早歌？反而来一句“天宝岁贡取之涪”让粤人略有怨言？呵呵！其实他的恩师欧阳修对广东荔枝赞颂得更早也非常好：“五岭麦秋残，荔子初丹，绛纱囊里水晶丸。可惜天教生处远，不近长安。往事忆开元，妃子偏怜，一从魂散马嵬关。只有红尘无驿使，满眼骊山。”(《浪淘沙》)在赞颂岭南荔枝上，他们倒是师徒同心，堪为佳话。
叁
虽然我们可以说杨贵妃的荔枝贡自岭南，但岭南很大，具体到何方？马伯庸在小说《长安的荔枝》里都不肯或者不敢说得明白，不过详文意还是偏在东部广州及其附近。但史料则多指向西部，前面已有多有说明，这里再补充说明一下。首先是到了杨贵妃贡荔时代，一代名相张九龄已经开辟了岭南东部的大庾岭驿道，继续沿岭西驿道上贡，或许与玄宗最宠幸的宦官高州人高力士有关。更重要的是时人认为中国荔枝之佳者在岭南，岭南荔枝之佳者在高州，如晚唐段公路《北户录》曰：“梧州火山者，夏初先熟而味小劣。其高、潘州者最佳，五六月方熟。”
晚近力主贡自岭南特别是高州者，则非阮元莫属。他在《岭南荔枝词》里一再强调这一点，虽然进贡路线与传统说法有所区别。他先说：“人道骊山驿骑长，漫疑不是岭南香。漕河自古通扶荔，此路难瞒张九章。”对此，其子阮福注曰：“考唐时转运，由扬州入斗门，渡淮入汴，由汴入洛，由洛入渭，运入太仓。岭南贡荔，当亦如转漕之制，连株成实，轻舟快楫抵渭南后，摘实飞骑，一昼夜可至长安矣。若云马上七昼夜，必无此事。”又引《旧唐书·地理志》“岭南道广州南海郡土贡荔支”，而“考东西川土贡皆无荔支”。再引《乐志》及杜诗说：“据此数证，已为确实，况子美生于唐代，目击其事，其为岭南之荔更无疑矣。”先定下岭南，再进一步定调高州：“新歌初谱荔支香，岂独杨妃带笑尝。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现在我们去到高力士的家乡高州，还能看到很多古老的荔枝树，也有几处贡荔园，其中尤以根子镇的古贡园为著，并成为中国重要农业遗产。
[作者齐文娥是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作者周松芳是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本文部分内容参考《知食：广东荔枝》(岭南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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